“我的高考志愿是爸妈决定的，生活也是”

原标题：我的是爸妈决定的，生活也是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对孩子无所不管，像直升机在孩子上空盘旋，随时准备介入孩子的一切：日常生活、考试升学、求职恋爱……这类被称为“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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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填报志愿时，王晶晶觉得仿佛全家人都与自己为敌。

由于发挥失利，她的分数只比一本高两分。王晶晶不甘心想复读，爸爸却不同意，“复读结果未必好，我找人帮你选个合适的学校”。王晶晶尝试抗争，把自己锁在房间3天不吃不喝，爸爸把家里所有的亲戚都叫来劝说，对她进行电话“轰炸”。最后，王晶晶妥协了。

妥协后，她选择“摆烂”，任凭父亲为自己选择所谓“好”的学校和专业。“我对他说，学校你随便填，专业也随便填，我没有任何想法”。

从小到大，父母对王晶晶有两条铁律：学习好，禁止。在满足这两点的前提下，王晶晶完全不用做家务，生活被照顾得特别周到，“只需要好好学习，其他不用管”。“一方面，他们觉得我不能干家务，另一方面，我享受这些的前提是必须符合他们的期望。”王晶晶觉得，自己在父母面前永远在“扮演”一个乖女儿，一举一动都在父母的监控之下。

对孩子无所不管，像直升机在孩子上空盘旋，随时准备介入孩子的一切：日常生活、考试升学、求职恋爱……这类家长被称为“直升机父母”。

早在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在《父母与青少年》一书中提出“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的概念。半个世纪过去，这类父母依旧常见。很多“为你好”，实际上却给子女戴上了“爱的枷锁”。

每到重大节点，我的人生方向就被父母掌握

刘然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不被自己掌握，而在父母手中。

文理分科时，爸爸对他说：“男生就该学理科，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尽管文科成绩比理科好，刘然还是放下了自己从小喜欢的地理，绚烂的星空和有趣的地形图从此成为鲜少有空触碰的业余爱好。

高考时，爸妈研究了半天告诉他：“计算机专业前景光明，有利于将来找工作。”当时对未来还没有太多规划的刘然填上了港校的提前批志愿，并顺利被计算机科学专业录取。“内心想当一名地理老师的呐喊被现实逐渐淹没，在前途面前，孩子并没有和家长对抗的资本。”

刘然从小到大都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等到真正去了香港、读了计算机，刘然才意识到一味顺从父母安排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自己对父母选择的“好专业”完全不“感冒”，以至于上课盯着课件发呆，刘然一度陷入煎熬的境地。

高考、读研、求职、找对象，每到重大人生节点，孩子总少不了和家长讨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刚和女儿就职业规划争执了一场的妈妈陈淑萍很不解。就读于中文系的女儿未来想当老师，但从事了近30年教师工作的陈淑萍并不希望孩子走自己的老路，想让她考公务员。“当老师累，操心。她性格文静又单纯，当了老师还不得被学生欺负死，坐办公室多舒服。”

对于“直升机父母”的说法，陈淑萍有些不赞同：“孩子从出生到成长，对她影响最大的还是父母，最懂她的也是父母。现代社会竞争激烈，我也是希望她未来过得稳定又舒坦。父母这样做，难道不是出于对孩子未来的负责吗？”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爸妈比你有经验，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北师大珠海分校学院副教授高艳发现，父母总会觉得孩子小，“自己理应告诉他怎么做”。但实际上，面对填志愿等重大人生抉择，父母和孩子都处于“盲人摸象”状态。

专业“好”与“不好”，父母大多以自己既有经验进行衡量。但时代发展变化飞快，拿以往几十年前的经验给孩子的未来几十年铺路，本身是一个悖论。即便根据当下最新经验，也未必全面。“关于到底走什么样的路是好的，孩子摸到了‘鼻子’，父母摸到了‘耳朵’，双方各执一词，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但实际上可能都不全面、不充分。”

高艳认为，无论父母还是孩子都要认识到自己的看法是片面的。例如高考报志愿，预测一个专业未来发展趋势是非常复杂且艰巨的任务，需要双方一起探索“大象长什么样”、了解专业是什么，搜集相对全面的信息，一起说理由、做决策。专业的选择一定要在尊重孩子喜好的前提下，再考虑外部环境需求。

“如果最后还是有分歧，父母也一定要放手给孩子自己作决定。”高艳指出，孩子总有一天要学会自己作决定。如果父母一直替他做，他就不会有这个能力。就算做错了，他也学到了教训。

“把高考报志愿当成人生决策练习。当然高考很重要，但是相比一辈子，这才是刚刚开始。父母不能陪孩子一辈子，未来还有更多重大人生决策需要他自己决定。”

父母的电话铃声在我的生活上空盘旋

除了重大人生节点，父母的“关心”还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天。

在心心念念许久的五月天演唱会现场，吴雪薇没能开心起来。刚抵达会场时，妈妈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你在哪儿？和谁一起去的？在外面不要待太晚，结束了赶紧回来……”接到电话的一瞬间，吴雪薇的美好心情瞬间瓦解。

演唱会当天，吴雪薇就和妈妈说过自己要看演唱会，有一段时间没能回复她。但只要吴雪薇没及时回复微信，妈妈就会开始疯狂打电话。“如果我没接到电话，她就会觉得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我手机丢了，要么我出事了。”吴雪薇耐着性子回复妈妈在看演唱会，网络信号不好，但手机依旧响个不停。演唱会结束后，手机上已有8个未接来电，还有一长串未读微信。吴雪薇觉得，束缚与压迫感扑面而来。

这种束缚几乎贯穿着吴雪薇的成长。小时候去闺蜜家玩，妈妈会要求拿到闺蜜电话，“联系不上你，我就问你闺蜜，确保你俩安全”。工作后，吴雪薇曾因为做项目出差3天，妈妈还想获得项目负责人的电话，吴雪薇很无奈：“妈妈你不要这样，那是我的领导。”

吴雪薇从小身体不好，童年几乎都在医院度过，因此妈妈对她照顾得非常周全。高中时，妈妈特意换到吴雪薇所在的学校工作，方便照顾她。大学里，吴雪薇的被子常常跨省寄回家给妈妈清洗，衣服也是妈妈按照季节分批次寄过来。“她怕我的被子晾在外面被别人偷了，也害怕衣服被我洗坏了。”

大三时，由于学习压力大，吴雪薇感冒发烧，电话时和妈妈说“我好难受”，妈妈紧张担心得一晚上没合眼，甚至想连夜赶到吴雪薇所在的城市照顾她。吴雪薇很无奈，“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她心里我永远在糟蹋自己的身体”。

到了研究生毕业找工作时，妈妈开始担忧。“她觉得我去陌生城市工作，一个人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甚至让我放弃别的城市的面试机会。”这让吴雪薇觉得，妈妈在潜意识里是不信任自己的，“她不相信我能照顾好自己，她甚至不愿意相信我已经长大了，在她眼里我始终是一个小孩子。”

“对于习惯了背负孩子前行、视子女为自身一部分的中国父母来说，要接受子女逐渐脱离家庭的过程，是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和观念挑战。”美国执业心理咨询师陈兑在其著作《走出原生家庭创伤》里写道。“直升机父母”的出发点都是对于孩子的爱，然而家庭是不断变化和调整的系统，在不同成长阶段有不同任务。从青春期开始，子女需要父母给到锻炼独立自主能力的机会。当子女成年，家庭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持子女离开父母，开始自己的家庭成长周期，接纳亲子关系转变为平等的成年人亲子关系。

但许多父母难以完成这项转变，也无法达成“为你好”的目标。

高艳在任教过程中遇到过类似的“过度教养”案例，一个通过数学竞赛保送上大学的男生，开学后却不去上课、数学分数极低，衣服也常常脏兮兮的。高艳去找他聊，男生说自己有些抑郁、不想上学。“他的父母在生活中都很强势，把他照顾得也特别好。”过去的生活中每天一睁眼，牙膏都已经挤好、换洗衣服提前放在枕头边。“没有自由，连穿什么衣服都无法自己决定，非常窒息。”上大学后他发现自己非常无能，连洗衣服都做不好，便选择对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摆烂”。

“小到生活琐事，大到高考填志愿，如果父母总觉得孩子还小、做不好，不让他自己做，未来面对其他重大选择，更不知道如何是好。”高艳指出，过度教养的背后，其实是对孩子的不信任感。父母把孩子照顾得太好，实际却是在对孩子说：“你不行，你不可以，你需要依赖大人。”这会导致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弱、不自信，甚至贬低自己。“这是对父母的反抗，也是对自己的攻击。”

逃离“直升机父母”的漩涡

逃离“直升机父母”的漩涡并非易事。孩子逐渐拥有独立意志，追求自我的尝试时常与父母期盼发生碰撞，却往往困于孝道与父母权威。

为了让吴雪薇留在省内工作，妈妈给出了很诱人的条件——帮她买房减轻压力、提供当地的人脉资源、介绍优秀相亲对象……妈妈甚至哭着对她说：“我求求你不要这样，不要离妈妈太远，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当时离你姥姥太远了。”

吴雪薇非常纠结，很害怕自己的行为让父母伤心，但同时她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能接受，“如果我留在本地的话，我一辈子都逃不出他们的控制，包括我的感情都没办法由自己做主”。

“对于孩子而言，面对父母的控制常常是无力反抗的。”高艳认为，如果父母自身没有觉察到自己的问题、缺乏外部支持，孩子很难摆脱父母的掌控。“或许要等孩子足够大，可以离开父母、离开家，有机会锻炼自己，学会独立处理更多问题，才能慢慢脱离父母的过度保护。”

纪伯伦曾在《致孩子》中写道：“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思想。”

如何不“以爱之名”绑架孩子？高艳认为，首先父母自身需要警醒，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平等的人看待，而不是自己的所有物。其次，孩子可以试着和父母沟通。

“不是和父母闹，谁胳膊粗谁胜利。而是多向父母展示和证明：你在某个方面知道的内容比他们多，让父母看到你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能力。可能他们一时半会儿改不了，但如果他们真正为你好，会听你的。”

反复考虑下，吴雪薇下定决心去深圳，把所有本地的offer全部拒掉，只留一个后路。她还和妈妈进行了一场长谈，讲了自己对未来的详细规划。“我还和她说，妈妈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深圳吗？我现在不是一个小孩，我是个成年人，有自己作选择的权利，有自己职业发展的想法。我很感激妈妈对我的爱，我也很爱你，但我不想一辈子都在你的帮助下过。好多人说我是妈宝女，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是妈宝女，你要相信我能照顾好我自己。”最终，妈妈同意了。

吴雪薇觉得，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孩子，可能从小就是被父母一直托举着长大的孩子，父母不会轻易改变，需要孩子有足够的决心挣脱这个环境。“我只有远离他们，他们对我的束缚才能少一些，我自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清这个世界。虽然它可能是丑陋的，但是你必须自己经历过，这样才是属于自己的人生。”

吴雪薇到达深圳的那天，正下着小雨。她独自坐了7个小时高铁，走出车站的瞬间几乎要开心得蹦起来。“当我呼吸到深圳的第一口空气的时候，觉得空气都是自由的，我终于要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了。”（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高艳外均为化名）

高考，是很多人的逆天改命时刻，但绝对不是人生唯一的逆天改命时刻。

我们每一次的选择和作答，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而生活最大的勇气，就来自“自己做选择”的过程之中。

不过和考试不同的是，人生的时间线上，没有正确答案。每一次的选择，都会让你的时间线上分裂出更多可能性。

后来生活里的每一道题，都没有标准答案。没人能真的告诉你，恋爱怎么谈、工作怎么找、孩子几岁生......无论你闭卷时答得多好或多烂，你总会被生活时刻提醒——

高考之后，人生都是题。

比如，填好你的高考志愿表——开卷题里的第一道重头戏。虽然没有标准答案，但如何作答才能最符合自己的心意？不用吃后悔药的那种。

为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不妨求助一下场外观众，让大数据帮你圈定自己想要的，然后，再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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