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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既是学校有序运转的保障,又是学校文化的外化,与学校的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制度、运行机制、校园文化密切关联,深刻影响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深刻影响着“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根本问题的回答与解决,深刻影响着学校教师队伍的凝聚力和学校高质量发展。
当下,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教育强国建设进入了蓄势突破、全面跃升的重要阶段。学校是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全面推进教育改革、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和高考评价改革的主阵地。学校管理,应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变革和国家教育战略的要求,重塑学校管理的文化理念、重构学校管理的组织架构、重建学校管理的制度机制、重估学校管理的流程效能。基于30余年的教育实践,结合多年来对教育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的辩证思考,融通业内专家学者的专业研究成果,梳理、整合、归纳了学校转型发展中亟需突破的十大管理问题困境。
1
管理理念功利短视化与战略迷失
核心问题: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普遍存在,将教育质量简单等同于升学率、考试成绩等可量化指标,片面追求短期显性成果。管理者过度关注眼前考核指标,对课程建设、特色发展、师资队伍专业成长等需长期投入的工作缺乏战略耐心,忽视了教育的育人本质和学生的长远全面发展,导致学校发展缺乏持续性的内驱力。
具体表现:这种导向下的学校管理,呈现出显著的功利主义倾向。管理者过度关注诸如升学率、竞赛获奖数量、成绩排名等短期内容易显现的“政绩”指标。其决策和资源分配(如优秀师资、经费、课程时长)会显著向考试科目倾斜,而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等难以快速量化的领域则被边缘化。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体系也围绕这些指标构建,导致“唯分数论”。
深层原因:认知根源在于对学校发展和教育管理的认知偏差,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未能被管理团队有效地“解码”为各学科、各年级、各岗位可执行、可衡量、有时限的具体任务。目标体系缺失,导致行动失去方向。深层次的根源是制度根源,现实情境下的评价考核体制,学校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使得管理团队的所有工作无形中都向应试倾斜,任何与之冲突或“不紧急”的改革都自然被边缘化,管理者难以深刻系统理解教育长期性和复杂性,倾向于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以证明其管理成效,导致战略意图在执行中发生根本性扭曲。
潜在危害:这种管理模式会导致教育生态的畸形发展。既不利于国家教育改革战略的贯彻落实,也不利于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全面发展,更不利于学校内涵特色可持续发展。它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综合素养提升,使教育沦为应试的工具;挫伤了教师在非考试科目教学和全方位育人上的积极性;从长远看,削弱了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背道而驰。
2
管理过程形式化与执行迟缓
核心问题:管理工作或主观化随意性严重,或注重建立制度和流程,但执行流于表面,追求“听起来美”“看起来好”,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难以助推学校系统性变革和高效能运转。
具体表现:体现为“文山会海”,规章制度繁多却难以真正落实,各类检查评比走过场。行政会、教研会、年级会层层召开,但大多流于“传达通知”和“汇报情况”,信息流通“肠梗阻”,真实反馈被过滤,对于教学中暴露的真实问题反应迟缓,缺乏有效的讨论、决策和行动部署,大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为应付上级检查,学校可能出现准备“两套课程表”(一套应付检查,一套实际执行)、教师教案与课堂教学“两张皮”等现象。家长意见调查,学校可能找本校教师代替。管理制度本身可能设计得辞藻华丽、体系完备,但或脱离学校实际,缺乏可操作性,或形同虚设,最终成为应付检查的装饰品。
深层原因:一是顶层设计没有系统性、接续性和可行性,管理层提法和做法两套机制。这种言行不一将彻底摧毁管理团队的公信力。加之战略或政策出台后,领导者未能进行持续、深入的追踪和追问执行中的细节、困难和偏差。管理者的政绩观存在偏差,认为“有制度”就等于“有管理”。同时,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标准若过于强调留痕和材料,也会助长基层学校的形式主义风气。管理者可能缺乏深入一线发现真问题、解决真困难的决心和能力。
潜在危害:形式主义耗费了师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无实质意义的事务上,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它削弱了管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使师生对规章制度产生漠视甚至抵触情绪,造成教师能动性的“系统性耗散”,最终导致管理的失效。
3
改革创新盲目跟风与改革周期震荡
核心问题:学校在改革过程中缺乏主体意识,管理者独立思考和规划能力的不足,缺乏对自身学校独特问题的深刻洞察力和应对勇气,盲目模仿和照搬外来教育理念或模式,脱离本校校情。
具体表现:一旦教育界出现新的潮流或某名校取得成效,部分学校便闻风而动,不加以本地化改造和消化吸收,就全盘推行某种“教学模式”或“德育体系”。常见现象不断提出新的教学改革口号、范式与目标,或者包括频繁更换校长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或不顾学校师资、生源、文化等实际条件,强行推广脱离校本实际、缺乏系统规划的“一刀切”的改革方案。导致课改管理“条件化”、执行管理“政策化”、借鉴管理“模式化”。这种借鉴往往是“东施效颦”,只学其形,未得其神,造成学校教学改革与发展周期性振荡。
深层原因:他校的成功经验是历史的产物,是特定社会条件和组织环境中形成的,学校改革决策依赖个别领导的“拍脑袋”,缺乏基于数据、调研和专业论证的规范流程。决策随意,执行自然混乱。学校管理者存在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希望借助某种“万能模式”快速提升学校声誉。工作完成后没有深入复盘,无法将经验教训固化为标准流程,组织无法持续学习和进化,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
潜在危害:模仿和照搬是学校发展战略上的短视和思考上的懒惰。脱离实际的改革必然“水土不服”,造成学校发展周期性振荡,师生疲于奔命,却难见实效。它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还会挫伤师生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削弱教育改革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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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与教学主业错位
核心问题:学校是特殊的育人场域,其管理运行尤其特殊性,既不同于企业公司,也不同于行政机关。行政逻辑侵蚀教学逻辑,非教学事务过度干预和挤占教师的核心教学工作。
具体表现:管理者以“精细化管理”为名,对学校的人事安排、课程设计、教师的教学设计、课堂组织、班级管理等专业事务进行事无巨细的干预,削弱了教师的专业自主权。更为严重的是,行政逻辑侵蚀教学逻辑,教师的精力被大量非教学行政事务(会议、填表、迎检、写材料)所占据,专业自主性与积极性受挫被压抑。管理层被视为“任务分发器”和“监督者”,而非“支持者”和“资源提供者”,导致教师群体产生普遍的职业倦怠感和被动执行心态。有些管理者“务虚不务实”的形式化严重,将主要精力放在应付上级检查和绩效考核上,而非深入教学一线解决实际问题。
深层原因:学校管理还停留在权力管理的初级阶段,还没有转变升级为重流程效能的制度管理和重价值引领的文化管理,“官本位”思想主导残余,行政权力凌驾于专业权威之上。学校管理机制设计不合理,未能有效保障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管理者对教育工作的专业性尊重不足。
潜在危害:导致学校偏离育人中心工作,在诸多的形式化应付工作中,教师工作倦怠,无法专注教学研究和质量提升。最终将制约教育质量的实质性提高,影响学生的受益程度。
5
界限模糊学生管理走向极端化
核心问题:在学生管理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包办式”过度控制,事无大小全程全方位监管,模糊了学生的自主性界限;二是“上帝化”的放任自流,不敢管或不想管,学校惩戒权丧失,导致管理失序与教育权威弱化。
具体表现:一端是“包办式”管理,尤其在中小学特别是高中阶段,仍通过“点卯式”精准地掌控学生的行为安全,强调“出勤率”、“前排率”,强制晚自习、甚至模仿企业打卡组建家长群通报学生的一言一行,包括作业情况和考测成绩等,模糊了学生的自主性界限。另一端是“上帝化”管理,将“学生是上帝”的理念极端化,学生问题就是教师和学校的问题。教师因惧怕安全问题或家长投诉而不敢行使必要的教育引导和惩戒权,导致管理失序与教育权威弱化。
深层原因:教育主管部门无法清晰地界定学校的权责范围,其他实权部门压给了学校一些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职能与责任,学校对学生主体地位和成长规律的认识不清,未能把握“管”与“放”的平衡。缺乏科学理性的社会舆情应对体系,对社会舆论和潜在风险的过度恐惧,以及相关制度对教师教育惩戒权保障的缺失。特别是“一边倒”惯式思维,出事就处理教师、处罚学校,缺乏客观性公平性,导致学校在管理者履薄临深。
潜在危害:“包办式”管理抑制了学生的自主性、自律能力和责任感的培养;“上帝化”管理则弱化了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规则意识和价值观。“甩锅式”管理,损伤教师教书育人的情怀和责任感,这些倾向都违背了教育规律,背离了教育常识,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与责任感培养。
6
决策机制壁垒与透明度缺失
核心问题: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还需要系统性解决,学校现代治理体系缺失,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不够,学校重大决策(“三重一大”事项)流程不规范,缺乏民主程序和信息公开。
具体表现:管理者在决策时不征求师生、家长乃至中层干部的意见,凭个人经验和好恶“拍脑袋”决定。决策过程不透明,如学校财务、评优评先、职称评定等关键信息不公开,引发猜疑。有些管理者习惯“脱离实际发号施令”“跳过中层越位指挥”,破坏组织层级,导致政出多门,基层无所适从。
深层原因:管理行为做不到规范有序、务实高效、协同开放,也没有科学理性系统的制度机制为把事做正确提供组织保障。“人治”思想浓厚,民主法治意识薄弱。管理者可能担心民主程序降低效率,或损害自身权威。相关的民主监督机制(如教代会)未能有效发挥作用。
潜在危害:专制决策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忽视合理诉求,难以凝聚共识。透明度缺失引发信任危机,挫伤教职工的归属感和积极性。最终导致管理效能低下,人心涣散。
7
激励机制失效与人才培养断层
核心问题:学校的考核评价与激励体系缺乏科学系统的考核制度,不能有效识别真实贡献,且存在显著的不公平现象。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上普遍存在“只用不养”的短视行为,忽视对教师队伍的系统性培训和长远规划。
具体表现:考核评价与激励体系缺乏科学系统的考核制度、公正合理的考核程序和专业素养的专业考核人员,考核过度依赖量化指标,如强制规定每月活动的次数、家访的频率、教学反思字数、简单以论文篇数或升学率论英雄,而忽视教师隐性的育人贡献、课堂创新和职业特殊性。更深层的问题是公平机制缺失:表现为“忙闲不均”(能者多劳,即“累死快牛”)、“荣誉分配不公”(荣誉集中于少数人或领导)、甚至“激励倒挂”(踏实干事者评价反不如投机钻营者)。学校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普遍存在“只用不养”的短视行为,忽视对教师队伍的系统性培训和长远规划。在干部选拔和资源分配上,可能出现“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的现象。
深层原因:绩效考核和目标管理的真正价值不是“秋后算账”,而是管理者与教职工共同面对问题、分析得失、不断改进的过程,是民主对话、持续性寻找差距获得成长的过程。把绩效考核当成审判与淘汰,倾向于采用简单易行的量化标准而非复杂的质性评价(如诊断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的结合)是管理惰性,是对管理价值的负面发展。在教师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上,重用轻育,用亲弃能,管理者缺乏识人用人的智慧和公正性,缺乏体系化、制度化培养人的机制,或存在人情世故或小团体利益。
潜在危害:高效管理机制应当是制度约束人的行为,流程保证事的结果,文化塑造人的价值观。权威管控,有管无理,职工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打工、局外人心态,靠强制实施,靠人治人、人看人,靠抓违规、处罚行事。职工以不惹麻烦、不被罚照做为第一选择,严重挫伤优秀教师和实干者的积极性,导致工作动力衰减和人才流失。助长投机取巧和表面文章的风气,污染学校组织文化。
8
权责利失衡与运转“中梗阻”
核心问题:在管理体系中,责任、权力和利益不匹配,特别是中层管理环节成为执行梗阻点。管理者是“控制者”而非“服务者”,不能通过授权、培训和反馈为员工提供资源、支持和成长机会,从而帮助员工提升能力,实现自我管理。
具体表现:一方面,教务处、德育处、总务处等职能部门画地为牢,各自为政。教务追求分数,德育管理纪律,总务保障后勤,目标时常冲突。任何需要跨部门协作的育人项目(如综合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建设)都举步维艰,内部沟通成本极高。另一方面常见情况是“有责无权”,例如,赋予班主任组织班级活动的责任,却不给予相应的经费审批权或人员协调权;要求中层干部承担落实任务的责任,却在关键决策和资源调配上无人赋权。这导致执行者处处受制,难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部门之间壁垒森严,沟通不畅,协作困难,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
深层原因:1.0时代是集权统一管理,2.0时代是放权赋能的扁平化管理,3.0时代是文化聚力价值引领的管理。学校治理架构还停留在1.0时代,是权力主导的权威管理和层级管理,组织结构设计不合理,授权不充分。管理者对下属信任不足,或担忧失控。缺乏有效的横向协调机制和激励协作的文化。
潜在危害:管理的本质是激发人的善意和潜能。管理者不应将人视为工具,而是通过目标设定、责任明确和公正的衡量标准,释放员工的自主性、成就感和责任感,让员工在追求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权责利失衡与运转“中梗阻”,束缚教师和中层干部的手脚,使其难以履行职责。导致顶层决策在中间环节“卡壳”,基层的活力和创新在传递过程中“衰减”,整体管理效能低下。
9
家校关系责任模糊与沟通不畅
核心问题:家校关系异化现象严重,配合减少而投诉趋多,未能建立健康、平等的家校社协同共育机制,责任边界不清,沟通方式不当。
具体表现:一些学校将家长视为被动的“配合者”甚至“被管理者”,沟通时态度强硬,对家长的合理诉求回应不足或置之不理。另一种倾向是因过度担忧安全或舆情,将本应由学校承担的教育责任(如学业辅导、行为管理等)不恰当地转嫁给家庭,导致家长责任无限扩大,教师角色被迫退缩。沟通多集中于学生出现问题时的“告状”,而非常态化的育人体会分享与合作。
深层原因:学校缺乏现代家校共育理念,服务意识薄弱。对自身教育主导责任认识不清,要么存在得过且过的“甩锅”心理,要么存在不敢为、不能为的制度制约,缺乏有效的家校沟通机制和平台。
潜在危害:没有好的家校关系,就没有好的教育。造成家校对立与紧张关系,无法形成育人合力。加重家长和学生的焦虑,也使教师的教育工作陷入被动,影响教育效果,甚至易引发负面舆情。
10
安全管理因噎废食与责任规避
核心问题:学生的安全是学校的重要责任,但出于对安全问题的过度恐惧,取消一切有潜在风险的户外活动、社会实践或体育项目,采取“一刀切”的保守策略,剥夺学生正常的实践和体验机会。
具体表现:学校以“安全”为由,取消一切有潜在风险的户外活动、社会实践、实验操作或具有一定对抗性的体育项目,将学生“圈养”在教室和校园内。正常的春游、秋游、社会调查、研学旅行等活动难以开展。甚至,就连正常的学校体育活动也开展得战战兢兢。
深层原因:对安全责任无限放大的极端恐惧,相关法律法规对学校责任界定不够清晰或处罚过重,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管理者缺乏风险评估和有效管控的能力与勇气。
潜在危害:这种“恐惧化管理”看似负责,实则是一种责任规避 ,剥夺了学生通过实践锻炼能力、认识世界的机会,从长远看,培养出的“温室花朵”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冒险精神和抗挫折能力,可能面临更大的生存和发展风险,更是健全人格养成和社会适应力短缺的另一种成长安全隐患。
综上所述,当前学校管理中的问题瓶颈困境集中体现在教育理念导向、核心关系处理和内部治理机制等多个层面。以上十大困境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当前学校管理中的主要困境与挑战。其根源大多在于学校管理没有与时俱进顺应社会的变革而转变管理理念、管理策略、管理制度,在于对“教育的本质要义”的偏离,在于对教育常识和教育规律的违背,在于对“学校以育人为本”这一核心宗旨的疏离,在于对学校管理缺乏科学性专业性认知。规避这些困境,要求学校管理者回归教育初心,精准识变,主动应变,创新求变,从“管控”到“赋能”,秉持科学、民主、专业的精神,尊重教育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丰厚现代管理知识,将教育理念和学校发展规划转化为清晰的行动路径和可衡量的里程碑,构建一个以师生发展为中心、鼓励创新、宽容失误、充满信任与活力的学校现代治理体系。
作者:王贵
兰州新区高级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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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智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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